“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形势与金融发展分析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起步之年。为在落实“十四五”规划上有一个良好开端，金融机构应在研判经济形势的前提下，形成清晰的发展导向。

　　“十三五”时期的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

　　2016年到202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发展时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稳妥化解前期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

　　“十三五”规划初期，国民经济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国内供需关系明显改善。其中，2016年到2018年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在“7%”附近呈中高速运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围绕6.3%上下窄幅波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长期处于两位数以上，全国工业生产加快，企业经营效益向好。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达到101.6万亿元，约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7%，较2016年增长36%，经济实力实现大幅跃升。

　　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过去的五年，党和国家带领全国人民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其中，消除绝对贫困现象，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5.7%降至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亿人。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年末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更为难得的是，面对大疫当前百业艰难，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工作部署，科学应对、精准施策，紧盯科学防疫抗疫、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复杂风险，从增加信贷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拓宽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等方面，为实体经济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持。在宏观政策保障下，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工业企业利润自2020年二季度开始逐月温和修复，同比增速由一季度末的-34.9%回升至年末的20.1%，完成了V形曲线右侧的单边上扬。中国作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经济体中发展确定性最高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跨境避险资金涌入我国资本市场，推动了人民币汇率走强和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提升。

　　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稳妥消化了“三期叠加”时期经济刺激的影响，科学调整，有序引导中国经济步入了健康发展的新常态。同时，政策稳慎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通过相机决策和坚定不移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供需错配缓解改善，为推动“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形势及前瞻

　　（一）挑战。一是疫情传播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的最大不确定性。不同于2002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传播仅限于个别国家和地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仅对金融、贸易和生产造成影响，2020年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超前者。虽然目前新增确诊病例较峰值时的80万人/天有所下降，但疫苗生产的供应不足与全球分配不均，导致低收入国家疫苗“一剂难求”，依赖疫苗接种较快遏制并战胜新冠大流行的预期，短期内难以实现。

　　二是疫情深刻改变了全球治理与经济增长格局，并将在“十四五”时期持续影响全球经济再平衡。政治方面，疫情发生后，我国率先走出危机、有效复工复产，与美国总统换届党争升级、国内撕裂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治理机制对此做出重大调整，由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加速转向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博弈加剧。经济方面，各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增多，赤字上升与货币超发影响全球长期利率加速下探，形成全球投资效率和投资增速的同步下行。这些影响经济增长超越临界范围的因素，引发了更多投资、避险资金涌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推动资产价格脱离经济基本面非理性上涨。其中，2020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增长不足2%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经历4次熔断，三大股指最终于年末纷纷实现收涨，纳斯达克指数全年累计涨幅43.64%，道琼斯指数涨幅7.25%，标普500指数涨幅16.26%。同期，美国凯斯-希勒（CS）房屋指数同比增长10%，推动全美房地产价值增加2.5万亿美元，增幅创下2005年以来新高。社会方面，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阶层固化加剧，包括“涓滴效应”在内的特朗普经济学被证伪，叠加次贷危机后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低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经济反弹乏力困扰西方主要经济体健康可持续发展。全球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将在“十四五”时期持续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与我国宏观政策的制定。

　　三是各国抗疫刺激政策是否转向，成为影响我国宏观政策抉择的又一不确定性。短期看，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疫苗加快接种以及各国积累了一定防疫救治经验，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始温和复苏，就业指数逐步改善，美国两大通胀指标（CPI）和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PCE）也于2020年4月底开始温和修复。随着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边际效应逐步递减，包括美联储“无限量宽”在内的各国非常规货币政策或将发生转向，我国疫情防控带来的经济复苏领先优势也将随之消失。主要经济体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将使部分投机做空人民币的逐利资本回流，对我国造成输入型通胀的同时，也将对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机遇。一是经济增长有基础。一方面，虽然2020年年末入冬以来个别地区疫情形势有所反弹，但受益于防疫经验丰富、治疗手段提升以及疫苗加速研发应用等因素影响，疫情二次冲击我国的范围有限；另一方面，在抗击疫情保障政策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影响下，2021年我国将延续以适度货币增长和政府投资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进一步夯实复苏的基础。预计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带动下，全年GDP有望触达8%以上，扣除去年低基数影响，预计全年GDP增速可能在5%~6%之间。

　　二是对外贸易有空间。受益于外需向好，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较早修复与较快达到趋势水平，我国成为全球防疫物资的最大生产、供应与出口基地。2020年下半年以来，外贸增长强劲反弹，全年实现贸易顺差5350.3亿美元，创2016年以来新高；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全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另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国际市场份额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末，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2.8%、14.3%和11.5%，创历史最好纪录。预计伴随海外制造业恢复，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改善以及我国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2021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将继续拉动GDP稳定增长。

　　三是消费增长有潜力。2020年我国将就业置于优先地位，“稳就业”“保居民就业”被分别摆放于“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的首位。全国持续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年末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同比增长1.2%。充分就业目标的达成，为落实好扩大内需战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起到了积极作用。预计后疫情时代，随着交通、餐饮、旅游、住宿等服务业进一步复苏，国民储蓄率上升增厚消费动能以及人员流动限制性规定取消，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作用，将从去年的负贡献（-22%）转为正贡献，并将延续稳步修复趋势。

　　四是投资活力有方向。为应对疫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双双加大投资力度。金融机构方面，2020年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7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分用途看，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10.53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1.01万亿元，同比增长20%；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21.52万亿元，同比增长24.2%；绿色贷款余额11.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3%，疫情防控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获得了更多资金支持。政府部门方面，2020年我国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从2.8%提高至3.6%），实施2万亿元中央财政直达资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增加赤字规模1万亿元），安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外溢效益与撬动作用不断提升，在2020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24.5%之后，年末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同比增长2.9%。与此同时，2020年年末我国政府债余额46.55万亿元，占GDP的45.8%，低于国际通行的60%负债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政府在金融机构的财政存款持续增长，合理的政府杠杆率与持续增加的财政收入，为今年稳投资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在宏观政策继续保持对经济恢复必要支持的力度下，2021年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将继续加大针对制造业、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支持，特别是加大关键制造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基础研究的投资保障，严控“两高一剩”与房地产行业投资，保持房地产规模合理增长。

　　“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发展重点

　　（一）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十四五”规划从问题导向出发，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化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缓解居民收入不充分，实现 “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就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在补齐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融资短板，贯通企业创新、生产、销售各环节方面，承担着重要的牵引作用。因此，金融机构应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自身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引导至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企业技术创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与现代化水平提升、生态系统质量提高以及国家重点战略实践等领域，在5G通信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碳中和、科技成长等前沿技术，大健康、消费升级、现代服务业、新基建等重点领域，“三农”、绿色贷款、中小微企业等信贷薄弱环节，持续增加信贷供给力度，特别要在一些“卡脖子”的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等关键点持续发力，全力支持我国制造业从“制造”迈向“智造”。应紧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全面落实国家房地产长效机制，认真落实“房住不炒”，高频监控房地产贷款规模增速，严格监控经营贷款、消费贷款等资金流向，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应加快优化金融要素市场，破除无效供给、低效供给，着力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畅通股权融资渠道；规范债券市场发展，提升直接融资占比；完善保险经济补偿和巨灾、普惠保险制度，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使“金融”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够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自由流动，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发展。

　　（二）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与高质量发展。随着中国于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美摩擦已由经贸蔓延至科技、社会、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面对日益复杂变化的外部形势，塑造强大而稳固的国内经济基本盘至关重要。对此，金融机构应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一方面，助力我国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夯实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有序引导居民在消费、储蓄、投资等领域进行合理安排，稳慎带动居民资产配置从不动产为主的非金融资产转变为净值型理财、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风险资产，以此撬动全社会的投资活力与热情；另一方面，助力我国抢抓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之前追求“铁公基”“五朵金花” 投资，转向全力支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和航天航海等产业发展，助力新兴产业链建设，利用金融资源打通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持续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明显降低，继续维持贷款市场利率（LPR）在历史低位稳定运行，运用市场化自律机制与监管部门一道，共同作用推动存款市场利率继续下探。

　　同时，金融机构自身也要加快向现代金融转型升级，纠正以往过分追求经济增长、规模扩张的发展路径和资金“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转而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将企业社会责任（CSR）和环境、社会、治理（ESG）融入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激励约束和风险控制机制；加速数字金融、科技金融创新与建设，丰富金融产品与服务内容。金融市场体系要坚持整体性、系统化、协同性改革，加快弥合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缺失部分，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构建稳健、高效、包容式发展的金融体系。

　　（三）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逆全球化。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环，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对外开放也面临新的任务。对此，金融机构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交易银行业务，为“引进来”和“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融资、并购、现金管理服务，持续丰富跨境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多样性。引导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为基于“实需原则”和“风险中性原则”的进出口企业提供外汇金融服务，切实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稳步推进海外布局，强化内外机构联动，持续增强跨境交易、投资、风险等管理能力，在汇率波动中抓住市场交易机会。

　　（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金融机构应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重要任务，助力国家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坚定不移走市场化金融改革发展道路，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稳慎处置各类高风险事件，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用好债转股等创新工具稳妥化解企业信用风险，严密防控国际金融风险，严格监控重点领域资产价格波动，防范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带来的宏观金融风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贡献金融力量。

　　（作者为民生银行总行办公室高级经济师）